但理性資金的“逆向操作”也在悄然進行。與散戶恐慌拋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長期持有者（持倉超1年）在價格跌破8萬美元后反而加速增持——Glassnode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截至12月25日，長期持有者持倉占比達69.2%，較12月初提升0.7個百分點，凈增持量達1.2萬枚。這些“堅定持有者”的行為邏輯與短期投機者截然不同：他們更關注比特幣的長期價值，而非短期價格波動。某加密基金經(jīng)理解釋：“對于長期投資者而言，8萬美元以下的價格已具備一定的安全邊際，尤其是在比特幣減半預期（2026年4月）臨近的背景下，當前價位可能是新一輪牛市前的布局窗口。”此外，部分宏觀對沖基金也開始入場抄底——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12月22日至23日，灰度比特幣信托的機構申購量達5000萬美元，結束了連續(xù)三周的凈贖回狀態(tài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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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安(Binance)交易所特斯拉的入局則將持倉潮推向高潮。2021年2月8日，特斯拉在SEC文件中披露，已使用15億美元現(xiàn)金儲備購買比特幣，并計劃在未來接受比特幣支付。消息公布后，比特幣價格單日暴漲20%，突破4.4萬美元。特斯拉的持倉行為具有標志性意義——作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車公司，其一舉一動都備受市場關注，它的入場相當于為比特幣“背書”，證明其已具備作為企業(yè)資產(chǎn)的合法性。盡管特斯拉在2022年因“環(huán)境顧慮”賣出了部分比特幣（約10%），但截至2024年仍持有約10000枚，市值超40億美元。馬斯克在2024年的股東大會上表示：“比特幣是一種有價值的資產(chǎn)，我們會長期持有，未來不排除繼續(xù)增持。”

企業(yè)治理問題也引發(fā)爭議。部分上市公司的比特幣持倉決策由CEO個人主導，缺乏董事會和股東的充分討論。例如，MicroStrategy的比特幣持倉計劃由塞勒一人推動，直到2021年才提交董事會正式審議；特斯拉買入比特幣的決策也被外界質(zhì)疑“過于隨意”，未充分考慮環(huán)境風險和市場波動。這種“個人主導”的決策模式可能導致企業(yè)戰(zhàn)略偏離核心業(yè)務，損害股東利益。2022年，特斯拉股東曾提出“限制比特幣持倉規(guī)模”的提案，雖未獲通過，但反映出市場對企業(yè)治理的擔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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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，19歲的俄羅斯裔少年Vitalik Buterin（維塔利克·布塔林）懷揣著對加密貨幣的熱情，往返于多倫多與比特幣社區(qū)之間。他曾是比特幣的堅定支持者，甚至為比特幣雜志撰寫文章，呼吁通過代碼升級賦予比特幣更復雜的功能。但當他向比特幣核心開發(fā)者提議“加入腳本系統(tǒng)以支持更靈活的交易邏輯”時，卻遭到了“比特幣應專注于價值存儲，而非功能拓展”的拒絕。這次碰壁成為Vitalik人生的轉折點——他意識到比特幣的局限性，轉而寫下《以太坊白皮書》，構想一個能承載“可編程價值”的區(qū)塊鏈平臺。十年后，以太坊成為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，市值超5000億美元，構建起包含DeFi、NFT的龐大生態(tài)；而比特幣則在這場競爭中愈發(fā)清晰地錨定了“數(shù)字黃金”的定位，市值突破1.2萬億美元。Vitalik的轉身不僅催生了以太坊的崛起，更意外地推動了加密行業(yè)“價值存儲”與“功能應用”兩大賽道的分化，重塑了整個市場的格局。

比特幣已無法孤立于全球經(jīng)濟之外。尤其在近幾年，它與宏觀經(jīng)濟的關聯(lián)性顯著增強。

2022年的Luna崩盤事件，進一步揭示了比特幣市場的脆弱性。Luna是Terraform Labs發(fā)行的加密貨幣，與穩(wěn)定幣UST形成算法關聯(lián)。由于缺乏傳統(tǒng)資產(chǎn)背書，當UST價格偏離1美元錨定匯率時，整個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陷入“死亡漩渦”，Luna價格從116美元暴跌至近乎歸零。盡管比特幣與Luna分屬不同項目，但加密貨幣市場的高度關聯(lián)性使得恐慌情緒迅速傳導至比特幣。投資者為彌補Luna損失或規(guī)避風險，紛紛拋售比特幣等主流加密貨幣，導致比特幣價格腰斬。這一案例表明，在加密貨幣市場尚未成熟的當下，比特幣即便被視為“加密之王”，也無法隔絕系統(tǒng)性風險，其“泡沫幻影”的一面在市場動蕩中被無限放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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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F時代開啟傳統(tǒng)金融如何重塑比特幣市場格局？